因没有了廉耻的制约，先是行贿受赂，继尔进一步发展，于是一门厚黑学问在官场普及开来。

官场的厚黑是指当官的脸皮厚，心肠黑。本意原是指个体，一个官员的问题。如有个市委书记一顿饭没有三瓶矛台酒便不安逸。送礼送少了便不给办事。甚至把国家给的官帽子当成商品，明码实价出售，不送不升，不给钱就当不成。据报载杭州有位局长的贵宾卡被小偷偷去, 在宾馆里进行高档消费, 一次性就消费5000余元，不知他这卡上的钱从何而来？ 事情败露后竟然连吭都不吭一声, 还是厚着脸皮当他的局长。在中国至今为止, 尚还未有一位所谓的领导主动引咎辞职, 不管大的小的中央地方的, 可见这些家伙们的脸皮之厚到何种程度，不知廉耻到何种地步。美国总统克林顿为一点性丑闻还向全国人民道歉。还有的在一些生活小事上厚颜无耻到难以启齿的地步，拍马屁拍得人格尽失，阿谀逢迎到比狗还入骨三分。有些现象比相声表演还过之不及。据齐鲁晚报载；北京工商大学十几名学生乘座开往沈阳的和谐号列车，车还未开，便有列车员要求这些学生集体起立将正向的座位让出来，座位是让给相关领导的。这看似一件小事，却反映了官场的厚黑，招来的民怨却不会小。乘座火车对号入座是一个社会常识，相关领导如连这点都不懂的话，怎么是与铁路相关的领导呢？乘务员要求学生将应当是平等享受的社会资源，拱手送给权贵，这不是连人格的起码尊严都不要了吗？这说明什么呢? 有三种情况可以想见；一, 领导主动提出。 这种相关领导是一点都不懂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的东西, 竞然厚颜无耻的提出这个要求, 并心安理得的享受，让人觉得这些相关领导有没有当领导的资格，是怎么当上领导的？连这么一点正向座位的公共资源都要夺占，真是不知该怎样批之。二, 是拍马屁者干的事。乘务员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是体现了其上级领导的意图, 这种相关领导肯定比火车站的领导大, 这种小官对大官的巴结讨好已经到了不知羞耻, 不讲理由, 不顾规则的地步。三, 领导应该自觉遵守，如有违反应拒绝这种事儿。社会公平公正的原则是人类人格的体现, 特别是在公共场合, 一个领导更应该自觉遵守, 而不是耍特权称霸道, 一次性的有这么多领导都是这等模样, 可见官场之黑到什么程度。所以厚黑已经从个别官员向政府行为蔓延。整个政府政策已倾向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并且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这也是一个新的厚黑现象。

就拿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来说, 政府一再说要缩小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差距, 但是从最近几次调整的情况来看, 这个差距不是缩小, 而是在扩大, 以前的国营企业如轻纺化工丝绸等企业的退休人员, 与同时参加工作的享受所谓公务员待遇的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 他们的养老金在这几次的调整中差距已经扩大到两倍以上。因为同是国营职工人员, 都是为国家作贡献, 不见得谁就差了, 为什么养老金待遇差距就这么大呢? 这不能不说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官员把利益往自己私心上倾斜的缘故。因为政策一旦成立, 他们自己也将是受利人。这样的政策制定, 难道不是政府行为的厚黑吗?

更有甚者，在内蒙古科尔沁旗，政府将所有律师全部聘用为免费法律顾问，其目的是垄断当地的律师资源，防止民告官时有律师为其服务，这种行为简直就是政府为自身利益考量的完美表现，政府垄断和独裁表现在那里呢？不说也明了。近来有开封市又上演“株连式“拆迁的政府行为，这是继昆明市和前几次的同样行为的蔓延。城市扩建拆迁已成为干群矛盾的主要冲突点，其根本原因是政府和开发商压价夺地，以获取巨额利益。这种冲突甚至波及无辜公职人员，被列为钉子户的家庭亲属，但凡有公职者，一律停职停薪做家属的动迁工作，有人为免受株连主动断绝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属关系。这样的政府行为为什么会一再出现呢？而且也未听说是怎样处理的。这种株连法的执政理念是过去封建社会的一套，从过去的帝王将相到国民党，乃至共产党从未彻底清除过，从株联九族到查祖宗三代到海外关系，查三朋四友到社会背景，一直到现在的株连拆迁。这无疑是黑吃社会利益的一种极其恶劣的扩展，不得不引人深思。阜阳EV71疫情感染, 面对怪病及汹涌全城的谣言, 政府竟然以谎言辟谣言。陕西周老虎事件, 更是一件损害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事件。

还有几则消息更是把政府制定的政策讽刺得体无完肤。据扬子晚报王石川文, 贵州省罗甸县班仁乡金祥村油落小学的代课老师李兹喜, 日薪只有一斤玉米。他是校长, 又是教师, 还是勤杂工, 每天到山下去背水给孩子们喝。年薪是乡亲们凑份子的365斤玉米。而另据报道, 中央企业领导平均年薪为53.5万元, 这是怎样的一个年薪差距呢? 玉米就算一元钱一斤, 差距也是一千多倍了。也就是说李兹喜要用一千多年才能挣到央企领导一年的钱。而他的身份按道理说也是给国家做事的“公务员“，与中央企业领导的身份并无不同。另 据南风窗杂志扬军文; 中国公务员正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加, 而且只进不出。所谓机构精简, 实行大部制, 一个部副部长就十来人, 实则干部人数增加, 政府开支多出世界上平均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是名付其实的高价政府。但是, 在一些偏僻的农乡, 一方面是有名份有实力的老师不愿去, 另一方面却是有热心有爱心的代课老师面临下岗,2006年教育部为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 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清退代课老师44.8万人。这几则消息看了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不知这些政策是如何制定的。政府一再说; 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黑色幽默也玩得太过了吧。

政府制定政策的心理状态完全是凭自身利益的考量, 各部都在争取立法权, 互相制肘, 制定的政策必然偏颇, 自我利益看得太重， 厚黑心理就必定要表现在政策里, 出现的问题就是上面所举的例子, 李兹喜要用一千多年才能挣到央企领导一年的钱。公务员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加, 而没人干的代课老师却要清退44.8万人。真是黑啊, 天下乌鸦为什么就没有一只白的呢? 因为它们都不知廉耻了。

以上诸种情形，古已有之，不明了者请参看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

在中国政治中，廉耻这两个方面是一个顶重要的问题，相当于人的脊梁骨，人无脊梁则不能立，中国的政治也同样是缺失了廉耻便不能立了。

廉耻和礼义，我在前面说了，在管子时代是作为治国的四大纲领，称四维。为什么称四维呢？这与中国文化中一个古老的传说有关。古代传说中以为地是一块方形的土地，天也是一块方形的天，在四角上有着撑天的柱子，这四根柱子称为四极。但是这个四极在共工与颛顼的斗争中，共工头触不周山，于是柱折天倾。怎么办呢？有女娲炼五色石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此行为叫维系四极。于是天和地重新立起来了。管子将礼义廉耻称为四维，可见古人将这四个方面重视到何等程度，这是将礼义廉耻比喻为四根撑天的柱子。这个说法肯定是相当的历史攸久，不能说仅在管子的记载中便定为管子的时代产生的。并且一直流传到董仲舒的时代，其间也有六七百年了。所以我们看到董仲舒拿掉廉耻是前后矛盾踟躇难行的。虽想补救，却也回天无力。在官场道德中废止廉耻两个方面其实就是折柱倾天的行为，这是董仲舒犯下的滔天大罪。

对于廉字的理解，现在的解释是非常狭义的，以为只是喻指防止贪污腐败的行为，其实在古代它包括的方面是宽广的，它还有清正廉明的说法，办事要公平，行事要正直，生活要节省，工作要有能力，无能无技者，也是不廉行为。你自已不贪污腐败，但你的能力低下导致工作中出现了疏漏而造成贪污腐败或重大损失，这照样是不廉行为。这些方面全部加起来才是一个廉字的内容。

对于耻字的理解那就更重要了。耻字是古人对生活态度的理解，是一个是非观念的简化，决非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生活锁事上的羞耻，当然这样的羞耻也包括其中。知耻而后勇，是讲要能有改正错误的勇气。耻而奋起，是要能检查到自己的不足，并将不足看得非常严重，视其为耻了，才能有更大的动力。不耻下问，这是表示的谦虚态度，不管你官位有多大，地位有多高，能做到不耻下问，那么这个政治风气就该是多么的民主自由啊。这才是耻的全部内容。

这以上两个方面的内容可惜被董仲舒在官场中废止了，没有了这些教育，我们的官场包括最高统治者们都没了廉耻，从汉末开始，没廉没耻的事儿就愈演愈凶，愈演愈恶，恶到极点，开始是收礼受贿，最后是酷刑杀人。廉耻尽失，何不天倾矣。

我们从明末崇祯皇帝对待文人郑曼的事例中，可从中看出最高统治者们的廉耻还有没有。

郑曼，江苏武进人，天姿聪慧，18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写得一手好文章，是当时的文化名人。郑曼早年在京城做庶吉士时，曾大胆批评魏忠贤，为文坛领袖黄道周和文震孟所器重，大有将其培养成文坛领袖后继者。郑曼得罪于阉党后，便辞官回家读书写作。这样的生活如他能坚持下来，也许就没了后面的悲剧。但一些文人总认为自已能有远大的抱负，写得几句诗词者，作了两篇八股文，便忘乎所以的要安邦定国。李白和郑曼皆属于此类者。但李白的运气好一点，仅是被排挤出了官场，因为那是唐朝，廉耻还稍存一点。郑曼就没有这等运气了，时代已经不同了，廉耻已流失得一点不剩。当郑曼在朋友的介绍下去投奔首相温体仁时，这个无能而阴险，廉耻尽失的高官不仅不想举荐他，反而认为这个青年才华过人，锋芒毕露，今后做了官反可能与己作敌，不如设法剪除之。恰在此际，郑曼后母的弟弟吴宗达，因郑曼未能帮助其子在科考中出力，心怀不满，便写了一封诬告信寄给温体仁，信中举了三条罪状，皆为不孝之举，一曰杖母，二曰奸媳，三曰奸妹。这个温体仁得着此信如获至宝，马上写成奏章，上奏崇祯皇帝。按道理说，郑曼乃一介草民，此等事儿怎能亲自惊动皇上，应该是发回地方审理即可。谁知崇祯皇帝这次的反应是极为猛烈，接到奏章后是龙颜大怒，立即下令逮捕郑曼下狱。崇祯皇帝为什么有如此的反应呢？

原因经历史学家们考证如下；诬告郑曼的罪由是不孝，其中三项，杖母，奸媳，奸妹，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崇祯皇帝正是为此而大光其火，此时的国内外形势一片糟糕，本身清军已在关外虎视耽耽，而国内则有不孝忠皇帝的李自成张献忠造反，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于是郑曼之不孝，便成了李张之不孝忠的替代物，是桃代李僵，成了崇祯的出气筒。这个缘由郑曼怎可知道，只可怜他这个冤死的灵魂，直到死去也不知缘由。其实这三项罪名中只有杖母稍沾边际，原因也是因其后母常殴打奴婢，且手段残忍，致奴婢死亡。郑曼为教育她而设坛做法，由巫婆告知阴司将报应于她而象征性的杖打二十而已。其余奸媳奸妹皆为捏造。此案交由刑部尚书冯英审理，因事情远非如温体仁所言，冯英颇惜郑曼之才，而不肯枉法夺命。这个不知廉耻的温体仁却借故革去了冯英之职。崇祯皇帝不顾冯英审理的事实，反而将郑曼交给锦衣卫镇抚司这个特务机关审理。但就是以诏狱冤案著称的锦衣卫，也觉得郑曼是个冤大头，迟迟不肯结案。崇祯十一年，京师遭遇百年难见的大旱，相信天人感应说的崇祯皇帝认为是冤狱过多所致，次年便大赦天下，但当锦衣卫同知吴孟明将郑曼一案也上报时，却遭到了崇祯皇帝的出人意料的过激反应，他不仅不承认郑曼有冤，而且是死有余辜，下令将郑曼脔割处死。什么是脔割呢？就是千刀万剐。这是一种处死罪犯的极刑，文人之中受此极刑者，史载郑曼仅此一人。为什么崇祯皇帝对郑曼有如此深仇大恨呢？原因与上相同，这一年归顺了朝廷的张献忠又重新起义，不仅一次不孝忠，又复来二火，这让崇祯非常愤怒，于是把火全撒在了郑曼这个不孝之子的头上，于是郑曼便成了一个不明不白的牺牲品。

我们从这个事例看出了什么呢？崇祯皇帝知廉知耻吗？在极端独裁的皇权威仪下，独裁者是不可能自我否定的，更不可能知耻而后勇，那怕他们就是知道错了，也会一条道走到黑。最后的结局便是在煤山上自缢身亡。

这是一个特例吗？非也。从最高统治者的生活中，我们还可看出廉耻观已在他们心中全然没有了踪迹。连最起码的人格道德良心良知也忘掉了。毛泽东是近代史上的革命人物，不是过去的帝王将相，但他的有些行为却也非常的不知廉耻，在延安时，贺子珍去苏联休养，他作为有妇之夫，在与贺子珍的婚姻关系存在之际却与江青同居同宿。这是知廉知耻吗？这是共产党一贯最讲究的人格品质，可是他却敢于违反，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是比他官小的敢这样做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在反右斗争中，今天还在热情洋溢的发动知识份子开门整风，明天就成了引蛇出洞关门打狗了。在（萧乾是如何沦为右派的）一文中，有很精彩的情节叙说，本人在此不再重述。

从最高统治者都做不到的廉耻要求标准来说，那么他们怎么能要求自己的部下做到呢？所以自董仲舒废止廉耻二部份的政治精华后，中国的政治天下便是倾斜的，是不平衡的，是往黑暗的方向发展的。下面我将从一个民间风俗入手，论述官场道德的彻底败坏过程。

四十六，从烧纸钱中一窥官场腐败

自董仲舒修改了官场道德，去掉了廉耻两个标准后，不仅皇帝们做不到知廉知耻，其官场里的各级官吏更是将廉耻抛到九霄云外，大肆贪污腐败，一时间行贿受贿竟成为官场风气，不送礼送钱则不给办事，这就演化成了官场的所谓潜规则。

这个行贿受贿的官场风气，在史籍中有一个最早的记载，那就是诗经中关于硕鼠的说法，这说明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贪污腐败的行为。另一个事例便是战国后期的大商人陶朱公救儿的故事。陶朱公大儿子和二儿子到另一个国家去做生意，不知何因二儿子被抓，大儿子却带着钱财逃回到家，陶朱公赶紧叫三儿子带了钱财前去营救，三儿子是在陶朱公富贵时长大的，对于钱财观念就与在贫困时长大的大儿子完全两样了。果不出所料，三儿子用钱财终将二儿子救出。这是一例典型的行贿受贿事例。中国历史上皇帝收受各战败国和征服国送的礼物，这个是不能算为行贿受贿的。但这种风气却会严重影响官场风气。一个求人办事送礼送钱的观念会潜意识的扩展到官员心理中去。为什么我说在汉以后才大规模的出现了行贿受贿的官场风气呢？这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

我们中国文化里，在丧葬方面，有一个与世界各民族大不相同的民间风俗，那就是烧纸钱。为什么要烧纸钱呢？这个问题曾困惑了我许多年，一直琢磨不透。最近研究到官场道德的蝉变，猛然间将之与董仲舒的废止廉耻结合起来，便发现了其中的某种联系，最近看到的一个资料，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烧纸钱的风俗我看到的资料最远的是（新五代史. 周纪）中的记载，但据（万象）2008年8-9合刊中栾保群文中说，此风俗最早就有唐代人封演探讨过，他认为纸钱之用是魏晋就开始流行了，唐代时已成民间风俗。从汉末到魏晋，其时两百年间，由官场风气影响到社会风气，在由社会风气发展为民间风俗，这两百年间我们的政治风气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我们从一些小故事中便可看出其中的端倪。

唐人薛渔思(河东集) 中记载了一个发生在唐太宗太和年间的故事; 一个小京官辛察, 忽一日脑袋一痛便死过去了, 只是心口还有点热气。辛察便被一些黄衣人拉到门外, 一个官样黄衣人对他说; 你还不到死的时候, 只要你肯拿出两千贯, 我就放你回去。辛察明白了是一个先绑票后敲竹杠的冥吏。便通知家人赶快烧纸钱, 家人在那边烧, 这边全都变成了铜钱了。这是说的阴曹地府的事吗? 这明明是讽喻阳间的官府中大鱼吃小鱼的事。还有一则故事更能说明官僚小吏是怎样玩忽职守鱼肉乡民的。唐代有个叫明达的人被冥府误勾, 这人命关天岂可误勾, 可见玩忽职守到何等程度。但冥府尚未像崇祯皇帝那样死不认错一条道走到黑, 派了一个冥吏送其回去, 但这个小吏却是一个腐败份子, 只把明达的魂灵送到了病床上, 口不能言, 昏昏沉沉, 也就是这魂灵还不到位, 被拉在半道上吊着, 这冥吏告诉他; 你还要给我们一千贯才行。( 被误勾可见能被放回是已给过钱了) 。这样不死不活, 想不给钱都不行, 这是真的说是阴曹地府的故事吗? 如果阳间没有此等事情, 谁能凭空捏造出此等神话。从这则故事我们不但能体察出唐代以前的衙门作风, 而且在现在也同样能感同身受。近期网络上爆光了一本送礼日记, 办一个花炮经营公司, 送礼四十余万元, 涉及受贿人员三十多人, 并且让送礼人哀叹的是, 这事暴光后, 收礼是没有了, 但事儿也办不成了, 还被多次轰出办公室。这真的是中国人的恶梦和悲哀。

烧纸钱的作用是干什么呢？是寄托我们对祖宗先人的思念？那为什么其他民族没有这个习俗呢？西方的基督教只做祷告，送上一束鲜花。在中国境内的伊斯兰教要烧纸钱，而其他地区则只做弥撒。对神特别依附的佛教，也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严重的地区才要烧纸钱，而印度本国则没有这个习俗。烧纸钱的作用和大用项是让自己的祖宗先人拿钱去送礼。这个送礼可不是一般的平常百姓的礼尚往来，而是孝敬冥府中从阴差到阎王爷的打点费。按传说中阴间的各项规定，从亡魂一上路便要开始花钱，这时的鬼工衙役便出动了，先是勾魂鬼，人一死必焚纸钱，俗称上路钱。这是给解差的辛苦费，就如林冲发配时柴大官人给押解的俩人辛苦费一样。亡魂上路以后过关过卡亦要给钱，关津桥梁，到处是神，非钱不得辄过。沿途的鬼叫化，鬼地痞，车匪路霸皆要一一打点，亡魂不带着钱行吗？冥界还有监狱加公堂，过堂审问判决关监道道需钱财打理，如是一个穷鬼，则只有上刀山下火海的份儿了。古人说的；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实则不然，阴间的公检法是从不吃素的，受冤者必给平反费，错勾者必给遣返费。就是整座金山烧进去阎罗鬼役也不嫌多。怪不得蒲松龄先生说；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这便是烧纸钱的第一个作用。只不过有一点十分奇怪，这些鬼官们收钱作何用途呢？这是在鬼怪传说故事中尚未明白交待的问题。阴间一无商店，二无高档娱乐消费，三不娶妻生子吃饭，要钱何用呢？莫不是鬼官们也如阳间的贪官一样，满眼尽钱，有没有用就往家里搬。可见阴间事尽皆效仿阳间而来。

这第二个作用也是让人匪夷所思，难理常情。在烧纸钱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个目的甚或是要求，就是求已死去的祖宗先人保佑子孙后代的平安，难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和要求，也要送钱去贿赂自己的祖宗先人吗？他们难道就不能来一个免费服务？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把当地主政的官员称为父母官，如要请他们帮助办事，必是要请客送礼的，这种风气之严重的程度已毫无二致的同样反映到了阴间，既然请阳间的父母办事要送钱送礼，那么请阴间的祖宗先人保佑也就同样概莫能外了。这种解释也能说得过去，但还有一个解释就更为有趣了。其实我们自己的祖宗先人是没有这个能力来保佑子弟平安的，他们拿了钱是要去贿赂那些有保佑能力的各路神明，其作用就像我们说的托儿，或是关系人。专门去找门子桶路子，上可通天，下可入地，承揽包搅，无事不通，隔山阻墙，藏头现尾，现在这种人物可多了。所以我们在阳间干的事儿全跑阴间去了。其实说来说去，不管阴间阳间，这种送钱行贿的政治风气在中国的政坛里是超乎寻常的严重，从汉末到魏晋也就两百来年，已就尉然成风，为什么这个风气不产生在春秋战国呢？不产生在夏商周呢？不产生在秦汉之初呢？原因不言自明，从董仲舒拿掉官场道德里廉耻二字开始，并演化为一个民间习俗，一切始为此根源。

这个习俗之根深蒂固实难形容，现在有多少送礼日记尚未暴露，在海南省的一个文昌市委书记，竟在老家藏有19个密码葙的现金，共几千万元之多。可见此人之廉耻已尽矣。

送钱贿赂之风，在中国政界曾消失了一段时间，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他用的方法不是讲廉耻，而是讲无产阶级觉悟，讲共产党的人民性，讲群众监督的广泛性，只是有点太过头了。可是当邓小平上台后，在一场讨论共产党员是人不是神的辨论中，把共产党员还原为普通人，甚至为” 地下党员”, 摈弃了毛泽东的三性。这开始了这种风气的死灰复燃, 因了这种风气已是一个民俗, 其死灰复燃的速度是惊人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党风松驶, 这个民俗便迅速的占领了整个政坛, 最终这个潜规则又全部复活。这是邓小平拨乱反正又拨过了头的原因。我们需要的是毛泽东的管理党员干部的政治方法，邓小平的搞经济工作的政治方法。这二者如能合理的结合起来，真不失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目前看来这样的路子难以走通，因为极权时代的特点是政治收紧，经济就死，政治放松，个人乱弄。这已是为目前经济改革所证实了的问题。

从世界文化史来看，一个由政治风气演变为一个民间习俗，这是一个十分罕见的文化现象，我还没有在其他民族风俗中看到过这样的资料，而且还是一个行贿受贿的腐败风俗，确实让人大迭眼界，让人叹喟，其后一个更为恶劣的官场学问紧随而来，这就是厚黑学。

官场中有些什么厚黑的东西呢？

前面我们说到礼和仁的问题，在董仲舒的五常中，还同样存在一些的更严重的问题。我们说董仲舒的五常中的义智信，是借用了老子的信，墨子的义，辨术家的智。虽然这些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但是董仲舒却将这些精华进行了全面的纂改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者，取其一点，而将全部前后相贯的意思搞得不作边际。他把这三个部份引入到官场，实际已完全脱离开了老墨辨者的本意了。义智信按理说是一个普世价值观，按老墨辨者的本意是人人都应遵守的社会规范，但董仲舒却把这个观念颠倒过来，是从下往上的一个要求，是统治阶层对平民百姓的要求，是最高统治者对统治阶层的一个要求，普通百姓一定要对统治阶层讲义讲信，那么智呢？是上智下愚。劳力者与劳心者是治人与治与人的关系。那么统治阶级对最高统治者也是同样的关系。而最高统治者对下级则不必讲义讲信，而统治阶层对普通百姓也同样不必讲义讲信，这种唯上的官场要求，在董仲舒时便成了一个官场道德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普通老百姓最感同身受的，是这个标准的具体表现，那就是为什么一当官人就变了，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执行的道德标准与普通百姓执行的道德标准不同了，这个不同的地方是有明确记录的，我们且看史书中是怎么说的。

（管子. 牧民）中说；何为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此为治国之四纲。这是春秋早期的治国方略。也是要求全体人员要做到的道德标准。但是到了汉武帝后，儒家的四德便改变了，变成了孝悌忠信。（大戴礼记. 卫将军文子）中说；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也，中夫四德者矣哉。汉武帝以后，这孝悌忠信四德便成了一个官场标准，不再将廉耻放到标准中去了。参也。就是大家要参考的标准，中夫四德者矣哉，就是最准确最中肯的描述了官员的道德。这个标准是董仲舒在新儒学中的一个划时代的创举，他将管子的礼义放到五常中去，而将廉耻丢掉，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儒家在孔孟时代是讲廉耻的，（书. 说命下）；其心愧耻，若挞于市。至今新加坡的鞭刑可能就源之于此。（孟子. 尽心上）；人不可以无耻。这时的儒家思想中，对于人的基本品质的要求，几与道，墨，兵，辩各家相同，都是有廉耻这两个方面的东西的。管子曾说民不知廉耻，何以为政。可见廉耻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但在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高压政策下，这个官场的道德标准便全部压入了民间，普通民众还是以礼义廉耻或孝悌廉耻来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标准，这就与董仲舒的孝悌忠信相去甚远了。所以，由于判定一个人的标准变化了，而这个人一当官他就按另一个标准去执行了，人们就不免感叹这个人就变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当官就做不到知廉知耻了呢？这是个什么文化问题呢？这也是董仲舒所困扰的问题。我们看到董仲舒在拿掉廉耻时的困惑和茫然。在董仲舒的为相生涯中，官场的一切关系肯定是全部了然于胸，在唯上意志的官场，皇帝就是法律，在皇天论，大一统论，崇圣宗经论，三纲五常这些大理论的压制下，孝已经变味为忠了，孝要最大的莫过于敬仰皇上。皇帝需要的是臣子们的忠和信。至于廉和耻，则已处于次要的了。甚至于不孝也不重要，但只要不忠不信，则必杀无疑。那么要做到对皇上的忠信，那就必然的做不到知廉知耻了，因为皇帝是以自己的好恶来行事的，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如何让部下们做到一诺千金，掷地有声，取信于民呢？即然做不到说话算数，那又何来知廉知耻呢？此种事类下面将有专章论述。想必董大人也是如此的煎熬于官场，感同身受，干脆将做不到的廉耻二字去掉算了。换上忠信，这样不免轻松一点，但总觉有愧于儒学祖宗，孔孟可是讲廉耻的。于是上奏朝廷，搞了一个举孝廉的选官制度。从这个事例上我们可一窥董仲舒的矛盾心里。既然官德中不讲廉耻，那么选官时就来弥补这个不足。但这个举孝廉的制度已被各地豪强世家大族皇亲贵戚所控制了，其名义上是以孝廉为选官标准，而实际官场考察的却是以忠信为内在本质，所以有民谚曰；举孝廉，父别居。这样的民谣能流传至今，可见举孝廉的选官标准在董仲舒时己形同虚无了，清代还有一个孝廉方正科，其意思与董仲舒的想法相同。但是却无法弥补缺失廉耻的官场道德，没有了廉耻的约束，中国的官场风气在汉以后便顺风而下，一败涂地，愈演愈烈，坏歪坑蒙，懒惰怠慢，凶索逼要，蛮横霸道。这样的官场，便是董仲舒种下的恶果，这也是中国的后人们现在都还在享受的待遇。有种官场恶风送礼行贿，竟然逐渐演变成了民间风俗，这是何等的可怕，这让人不得不像屈大夫那样天问一句，中国的文化怎么了？

在中国历史上，从周文王开始封国起算，春秋战国时期，各封候国和周王室共产生了356位王，这些王这一时期在干什么呢？这一时期这些王们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互相兼并，最后一统江山。为什么都想一统江山呢？

我们都知道一个传说，说的是黄帝与蚩尤大战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属实，那么就确实验证了人类学家在现代中国人的迁移上的推想。中国人是由两支迁移的非洲人组成的，一支由北经西伯利亚蒙古进至黄河流域，形成黄河文化部落。另一支由西亚入印度经东南亚各国进入长江流域，形成长江文化部落。这两大部落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都同时进入到黄河与长江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带就是俗称的中原，也是农耕时代最富庶的地方。于是两大部落在此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便是由此而演化成的。由于炎帝和蚩尤的战败，黄帝夺取了部落的统治权，这样两大文化便统一起来了，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大部落，黄帝得到中原各部落的拥戴。这个大部落由于长时期的稳固发展而形成了牢固的大一统观念。黄帝在中国的五神中座于枢纽之位，并被尊为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祖先，从这一点看，黄帝的思想已经非常牢固的进入了中国文化里。从黄帝到夏朝的桀王时，其间经历的时间已无从查考，但一个大致的时间是可以想到的，这之间从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5000年，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至少在这3000多年里，没有什么战乱发生，是一个平和时期，如有什么战争发生，肯定是会有传说的痕迹的，连黄帝战胜炎帝和蚩尤的事情都保留下来了，比这以后的事难道会失传吗？在这之间关于政治制度是怎么样的呢？王位的传递并非世袭制，而是禅让制。我们知道的尧舜禹，便是禹的父亲鲧让位于尧的，尧先是要让位于许由，据说许由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但许由认为舜更适合担任这个职务，所以尧便传位给了舜。这就是王位的传递。关于社会制度是怎么样的呢？这个问题我在（论人类文化发展）和（草根论哲学）两文之中均有探讨，现在有必要复述一遍。根据太极学的研究，我们追根溯源，曾从老子追溯到黄帝，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有一门学问是非常发达的，这就是黄老学说，其主要精髓有两个方面，哲学上以太极学中精神物质统一论为最高境界，其中的运动变化论是主要本质。政治方面以德治国，讲究无为而治，以德衡刑，以德衡政，用德的标准在国家的社会制度中自由发挥作用。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维持禅让制和社会稳定达三五千年之久，才能酝酿出大一统的思想基础。

如果中国民族一直这样发展下来，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但是一个民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定要产生其弱点，没有那个民族可以幸免，中华民族的弱点是从夏桀王开始的。夏桀王乱德据说是因酒而起，酒这种美味的食品，在当时是非常高级的消费，夏桀王是经不住这样的诱惑的，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经不住禁果的诱惑。据传说夷狄在发明了米酒后，曾将这种美味的食品献给黄帝，但黄帝对此事非常的冷淡，并认为这个东西不是好玩艺，曾下令百官不得以酒误事，此令行至夏桀王时被其破坏掉了。夏桀王是怎样乱德的，个中细节现已无从查考，但商汤王灭掉夏桀王却是有历史记录的，这是发生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情况。从商汤王传至商纣王，又过去了500年，商纣王是怎样乱德的，这个故事就比较细致了，有一部小说叫封神演义比较祥细的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在这些细节中有一个故事涉及到了政治制度，为了博得妲己一笑，纣王搞了一个烽火戏诸候的事儿，从这里看出诸候实际上在商纣王时代已经出现，只是不知是否世袭。更为祥细的记载就是周武王在公元前1100年灭掉商纣王以后，周公东征获胜，大封诸候，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这么些东西总和起来称为周礼，在政治上称为分封制体制国家。就是说整个周朝是由数个分封为诸候的小国家组成的，这个制度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当时世界文明中，能与周王朝比较的国家只有希腊，而希腊是在公元前12世纪至9世纪氏族制度解体后即实行了城镇联邦制，它们没有经过战争的统一，也没有周王朝这么大的地盘。

从周王朝开始，分封制的弊端便逐渐暴露出来，各诸候国开始还尊王攘夷，后诸候国开始互相兼并，强大起来后便挟天子以令诸候，进一步就是灭掉其他国家甚至周王室，以完成大一统的事业。这些工作说起来还有点意义，至少还能算一点民族政治。所以中国得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循环往复，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出现了。一个是合，一个是分。这之中关于合的原因是黄帝创立的大一统思想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去了。并非是个别帝王想一统江山就能大一统的，这就是合的原因。至于为什么要分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谁来解答，从周王朝大一统开始，到汉武帝时，其间经历了两乱三统，董仲舒于是提出了三统论，试图解释朝代更替的原因，但是他将三统论与天命论联系起来，朝代的终结是天命使然，也就是上天的安排，谁也不知道这一朝能持续多久，天人感应一旦停止，这个朝代就结束了。根据这个原理，有多次的农民起义便打出这样的招牌，要起义是天命难违，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便是典型例子。用天命论是唯心的解释朝代更替的原因。其实一些历史学家也作出过解释，他们在研究到农民起义是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失地农民没有生活来源，水涝天旱等原因时，并没有更深一步的去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土地的高度垄断。为什么土地会高度垄断呢？分封制和世袭制是最直接的原因。也就是儒学中仁和礼所产生的后果。在孔子的仁和礼中，是帝王治政的唯一招数，我们上面已分析过孔子的仁和礼是什么关系了，在此不必重述。

在汉武帝以后，政治体制是分封制加郡县制，但是只要分封制的存在，便会有蕃镇割据的政治局面，这是帝王们最操心的事情。于是历代帝王们干的工作便成了在仁和礼的枷锁中死命的挣扎，创业皇帝为了显示仁政，便会对那些功劳显赫的族人贵戚进行封赏，这些受到封地奖赏的贵族又会形成蕃镇割据，一些大的势力便会对朝廷形成新的威胁。如汉末的王莽摄政，唐时的安史之乱。于是怎样削蕃使便成了后继皇帝的主要工作，在这个削蕃的工作中，于是又产生一些劳苦功高的贵族，于是又分封奖赏，于是又怎样绞尽脑汁削蕃。这便是中国历代皇帝们的主要工作，他们的主要精力也是放在平衡各蕃镇势力与朝廷矛盾上面，所以他们哪还有闲暇来关心科学技术，国民生计。

为什么这么糟糕的一个分封制始终都没有废除呢？这是过去的帝王们想也不敢想的问题。从儒学占据了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开始，三纲五常便形成一个藩篱般的牢笼，历代皇帝被强制灌输的是这些东西，世界观的形成也是这些东西，因为独尊儒术，他们的知识面非常的狭窄，他们除了接触到儒家的四书五经外，一般是看不到其他书籍的，所以儒学文化只有三纲五常的政治营养外，在也不能提供其他的政治营养，而仁和礼又是这个营养的重要因素，分封制和世袭制又是仁和礼的主要表现，他们怎么会主动放弃这个东西呢？于是每一代帝王都在这个枷锁中挣扎，循环往复，直至这个内因被外在因素引发，分的局面便展开了，一代朝廷的终结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知识面和日常工作被束缚得完全不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创新，也不可能产生什么政治上的建树了，就是那些靠造反成功者，也必然会落入这个圈套，从李自成到太平天国，他们实行的暴力复礼，自动坠入到这个枷锁里面去，就是很好的例证。

从汉以后，共历二百七十多位皇帝，他们之中有极少数吃喝玩乐者，大部份皇帝或长或短，多则数十年，少则三五月就是这样过来的，这真是汉武帝惹的祸，让中国的皇帝们人为的生活得这么辛苦。这个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真的是遗害不浅。

由于汉武帝的借用，儒学被拔高到中国政治权力的最核心位置，其中还是以孔子的礼和仁构成其基础部份，所以中国自此以后的政治进入了一个不真实的状态里。这句话怎样解释呢？换句话说，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政治文化现象，其实就是政治文化非常发达，而不是以经济文化来促进政治。一个以圣人为准则的政治文化在全国推广起来。许多的条条框框建立起来，政治信息由皇权垄断，文艺文学以歌功颂德，为统治阶层服务为主。政治上以愚民牧民政策为重。从汉唐以降，各朝各代，将这种政治发挥得淋漓尽致，技巧熟练之极。从社会上的各种现象可窥一斑，程序繁复之重，花样翻新之多，礼数僵硬之固，门槛网连之广，禁忌避讳之宽，在世界各国中都属罕见。

这些现象如要举具体的事例，那可就是太多了，门坎多高，皇宫的有规定为尺八，各级官员也给规定好的。马拉车，皇帝规定六匹马，相四匹，大夫三匹，以下官员两匹，平民只许驾一匹马拉的车，英国使臣晋见乾隆，按英国礼节下单腿跪礼，可乾隆就是不干。在紫禁城边修了一条铁路，慈禧太后说是冲了龙气，震动了龙体。各朝各代冲撞了皇帝的禁忌避讳产生了多少冤案，数不胜数。文学上的政治见解全然消失，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中，最大程度只有暴露一些社会不合理部份，却没有一个作者提出自已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进入了寄情山水，抒发个人感觉的意趣中，甚至连性和个性解放的艺术最敏感的能力也一点没有。性自由与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是人类在文艺复兴时的启蒙点。艺术的力量就在这里，而我们的艺术却没有表达这个力量的能力。不仅无有这个能力，而且是走向了更加封闭和禁固。我们从中国人的文化中关于性学的研究中发现，从宋朝开始，性文化是逐步倒退，对性的捆束禁忌是日益严重，对性的认识是更加违反自然规律的。

当欧洲人在酝酿着怎样拆除神权皇权独裁的权力之塔时，中国人却正在加紧进行对这个权力之塔的修理工作。将这个塔修建得更加封闭，更加禁固，更加脱离世界，也更加不真实起来了。其结果怎样呢？无独有偶，历史真的在很多地方让人瞠目结舌，惊讶万分。一个在欧洲上演过的艺术类寓言故事，却以同样的方式在中国重现了。当希腊艺术在起步的时候，我们在雕塑中看到的是现实的真实再现，要表现一个英雄，那么这个英雄必定是一个现实中存在的人物，他的脸上有麻子，个子矮小，在雕塑中我们同样看到有麻子和个子矮小，即或是真人屁股上有胎记，在雕塑的屁股上也要用草汁抹一把，这就叫着艺术的真实表达。这种真实表达被后来发展的艺术丢弃了，英雄们高大健美，肌肉发达，英俊漂亮。完全不管其本人是满脸雀斑或身材矮小。这时的希腊处于全盛时期，而罗马人还是一个野蛮的民族，艺术上也正处于真实表达的阶段。可是奇怪的是正是这帮野蛮的家伙战胜了希腊。而当罗马人也发展到了艺术高于生活的时代，他们将自己的祖先，众神和执政官也像希腊人一样雕塑得高大健美肌肉发达英俊漂亮之时，而另一个艺术上正处于真实表达的野蛮民族------日耳曼民族，却神奇般的颠覆了西罗马帝国。在后来，当英法油画强调真实表达现实生活的时期，他们战胜了奥匈帝国，成了世界强国。而中国在明末清初却流行起了一种写意画，不在真实的表现现实，而是强调似与不似之间，即或完全不像，只要神似便可。有这种艺术风格的中国政治，和与有艺术真实表达的英法国家政治，在19世纪中叶的碰撞中，当然很容易就一触即溃了。为什么艺术会走到不真实表达现实的地步呢？难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就是这样高于生活的吗？而这又仅仅是一个艺术现象吗？

这个问题的完整结论是政治问题，当政治发展到不真实的程度，最适宜表达这种不真实的艺术品种便用它最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古希腊古罗马是雕塑，在近代是绘画。这个现象的研究，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分，遐想多多，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在最落后最腐朽的时候出现了艺术上的不真实表达，这也就是一种社会的必然过程，是中国政治的落后现象的高峰。

中国政治人为的造成蚁群从众，蜂窝隔阂，圈猪思维，狼性观念，狗顺品质，其中人为的因素太多了，反复在政治文化里钻营取巧，玲珑光滑，阴损阳奉，前搭后断，玩弄手段，操控权术，是造成政治不真实的主要原因，而这诸多现象却是礼的等级观念所必然要发生的矛盾。孔子所谓礼辨异，异者，不同政见者也，政之不同而利则不等，利之不等，则争权夺利必然也。孔子自己已明白这个矛盾，想用乐统同来化解，但这无疑是徒劳枉然的。因为在董仲舒的新儒学里已经取消了乐的概念，五常中已没有了乐的位置，所以这个矛盾就越来越尖锐突出了，政治也就会越来越脱离实际，最后进入不真实的状态了。

四十二，我们的文化培养了什么样的政治家

一说起中国文化，我们最爱说的一句形容词就是博大精深。可是真的细致的一研究，中国文化并不博，也不精，更不深了。只能说是有点大，什么大呢？骄傲，狂妄，浅薄，自大，这就是大的表现。这么一说肯定有人会认为我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而且与先前所写的草根论哲学中的观点相悖。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有百花齐放的环境而产生博大精深，这是我要承认的事实。但是自汉一降，由于独尊儒术的环境所使然，中国文化便急剧衰败下来，经过唐武宗的整治，到了宋元明清便仅剩下一个大了，其余的博精深全给丢掉了。这么一个文化能培养什么样的政治家呢？我们且看历史的表演。

宋元明清时期，都是以帝国的形式开国，但是不管这些朝代的政治统治者们采用了什么措施，都不能改变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势趋向。宋太祖采取了削夺禁军将领和藩镇兵权，派文臣带京官衔去地方代军人行政，设副相以分相权，并以枢密使掌兵，三司使理财，他的这些政治措施不能说很差，而是有一些新的创举，对以后朝代政体影响甚巨。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新的创造，却也难以扭转这个局面，积贫积弱依然继续发展，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文化营养已经丧失殆尽了，这些朝代的统治者们已不博，也不精，更不深了。只局限于孔子的仁和礼的矛盾中，沉醉于大一统，皇天论，宗经崇圣的梦境里，他们再也想不出其他的政治主张了，要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势走向，真的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

但即使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些统治者们还是表现了一个大字，骄傲，狂妄，浅薄，自大的个性照旧依然。我们说中国的大门是洋人用武力打开的，其实有三件事可以说明历史并非这样，是中国的文化特性迫使这样的事发生的，当外国文化有礼貌的，文明的进入中国时，中国人的态度却是非常的难以理解，怎么说呢？是愚蠢，还是幼稚，是麻木还是抗拒，是无知还是自大呢？中国人的各种阶层在外国文化来到时候，表现得如此一致，真的是文化营养已完全枯竭了。

上面我曾说到一个出口瓷的事儿，从宋开始我国的瓷器就一直向欧洲出口，但到了明朝的时候，欧洲文化以瓷器装饰画的形式进入中国，这种以欧洲风格的绘画瓷器称为克拉克瓷，据一些收藏家考证，这种加工瓷时间跨度约三四百年，加工数量上亿件。这样的大笔生意，各朝的督窑官都有可能上报到朝廷中去，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朝廷好像是毫无反映，甚至没有文献记载？连实物都未曾留下几件，就像一只来过的鸟儿飞走了一样，毫无迹象可寻。几至20世纪末，有人在国外看见这种瓷器，才将这一信息传入国内。为什么一个外来文化在中国会是这么一个情况呢？我曾经用中国文化的抗拒性来解释过。但并未分析抗拒性的背后有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对这些绘画不感兴趣呢？难道中国人已经没有一点好奇心了吗？普通民众如是这样倒也情有可原，连政治家统治者也只是这样的态度，那就问题大了。对外来文化如此漠视，是我们的文化太博大了，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呢？还是我们自恃为大，自以为是，浅薄无知到不屑一顾呢？这肯定是后者这个结论。其实我们加工外销瓷的绘画中，就有许多关于性解放的题材。我在资料中看到有这样一幅图画，一只笼子里关着几只猴子，笼子的门已经打开，笼子旁站着四五个欧式打扮的美女。这样的图案在中国瓷器上是看不见的。这个图案表达的意思就是性解放。在西方猴子就代表性，笼门打开就表示要性自由，一旁的美女则预示着爱情自由。这些美好的文化因素在当时中国文化里是完全没有的，不仅没有而且是被禁固的，如果当时就将这样的文化因素吸收到我们的文化中，那么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还有一件更让人感到丢人的事。在16世纪下半叶，一个罗马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了中国，这个利玛窦带给中国人的礼物非同一般。他带的是一本（几何原理）的书。这本书的价值在当时就像现在有人白送你一个电脑芯片的专利权相同。但是这本书并未引起统治者的关注。这本书比当时我国的几何还只停留在勾股学上要先进许多。这本书的翻译工作进行了多长时间呢？从徐光启开始的明万历年间到清朝道光年间共历时两百多年，这之间经历了两朝九位皇帝，这九位皇帝中不乏被历史学家称为英明之君，但他们中间就是没有一位能帮助和推动这项工作，这本书完全靠民间力量来完成翻译工作，并且又经过了一两百年的推广后才进入中学的教科书里，这是让人不能置信的历史，要是有其中的一位统治者能将其翻译并推广，让中国的科技前进一步，也不至于后来的积贫积弱严重到挨打受气的地步。从这本书的遭遇里我们领悟了什么呢？这说明我们的文化根本就培养不出对科学技术有兴趣的统治者和政治者，也说明儒学里面根本就缺乏这个功能，没有这方面的文化含量，没有这方面的文化营养，这还能说我们的文化博大吗?

再说一件事就不只丢人,那就让人只能是愤怒了。1793年, 那是一个世界在选择历史方向的年代, 就在法国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 一支从英国出发的舰队悄悄的从法国人身边滑过, 虽然他们之中的政治家们的目光关注着巴黎的战火, 但是他们更加惦记着的是在古老东方的一个大国家，他们是带着一腔热情和少有的尊重和敬意，奉女王之命，去给乾隆皇帝祝寿的。由于这批英国政治家的造访, 注定中国历史将成为一个历史拐点, 但是这个拐点在愚蠢的乾隆皇帝手中被轻易的抛弃了, 于是中国与世界的文明,非常遗憾的在这一年的年底由于英国使团的离开而擦肩而过。

在这个英国使团中有著名的政治家马戛尔尼, 有著名的科技专家斯当东。他们带了些什么东西来呢? 据史料记载他们有至少三只战舰编队的海军, 有上百门的火炮, 有700人的部队, 还携带着600箱的礼物。他们来干什么呢? 是来寻绊滋事打架的吗？否也。他们是一个友好使者，虽然带有要显示一个欧洲强国的威势，但也是文明礼貌友好的传播科学技术政治进步的。我们来看看他们都带来了什么礼物呢？他们将园明园的大光明殿变成了一个英国皇家科技博览馆，皇帝御座一侧放着大型地球仪，另一侧放着天球仪。天花板上吊着分枝吊灯。其它地方还陈列着天体运行仪，瓦利雅密座钟，气压计，韦奇伍德瓷器，弗雷泽天文仪，各种铜管和弦乐乐器，其中不乏那瓦尔品弟小提琴。还有各种花样的报时座钟，八音盒，轻便马车，大型船只模型，各种火炮和枪支，包括当时最先进的可射击子弹的前膛火枪。这些礼物（我们称为贡品）共计590件，把大光明殿塞得满满当当。这样的科技展览，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可能唯一的一次，这是英国人的自豪，但也是世界文明赐给中国人的一次最大的机遇。这些无偿提供的各种先进技术，是一笔多么大的财富哟。还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是这支队伍里还有哲学家，文学家，医生，技术工程师。就是这样一个友好的文明使团，留给中国什么呢？至今还可以找到痕迹的只有三个字------西洋景。中国人只看了一盘西洋景便结束了。

当时的统治者乾隆是什么态度呢？由于马戛尔尼提出了增开通商口岸，减低税率，给予租界，派公使长驻北京的要求，乾隆这个蠢货不仅拒绝了这些要求，甚至连展览的贡品都不去瞧一眼，带上自己的三宫六院跑到热河避暑山庄做俯卧撑去了。当时留在京城的官员是福康安，这个刚率兵平定了廓尔喀人入侵西藏的一品大员，当马戛尔尼邀请他去观看英军火器操法演练时，这位狂傲不可一世的笨蛋却十分的不愿意，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也没有什么稀罕。这便是当时的政治家的态度。这使人想到了汉末时刘备三顾矛芦，曹操设计陷凤雏的故事，虽求法不同，亦可能是演义，但思想性质上必有这种存留，目的还是在尊重人才上，中国文化从汉以上的求贤若渴到清中期的傲视人才，鄙薄技术。这一严重变化，是一种文化资源枯竭的典型表现。自唐宋元明清，鲜有此种求才的现象再现。这一表现还出现在许多文人和官员身上。乾隆皇帝虽然自己没去，但下了旨意，允许在京的文人和官员去参观，但这大批的文人和官员们看后却没有谁写了一言片语的观感，亦没有谁能敏感的觉察到这是一次振兴中国的历史机遇。所以也就没有谁去忠告皇帝挽留这个英国使团，让他们来帮助中国的发展，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北京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这件事情上所有的反应就是在一个闷热的夏季，看了一些作奇装异服的，使用淫巧小玩艺的外国人的西洋景。这种反应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吗？

马戛尔尼是带着失望和伤心离开中国的，在这个年底他从通洲上船沿大运河到杭州，一路考察了中国的实情，由极度失望而恼羞成怒的马戛尔尼在脑中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假如英国向中国开战怎么样？从此以后，欧洲列强就再也没有谁肯这样来帮助中国人了，我们拒绝了文明的敲门，马戛尔尼也带走了文明，只是在67年后，文明用另一种方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当英法联军在园明园的大光明殿看到当年马戛尔尼所送的礼物时，惊奇的发现，它们还是原样，什么也没有动过，连火枪火炮的子弹都未曾少一发。

在这些文明的接触中，中国的政治都作了最劣质的表演，所以我们不得不去探究这些个劣质表演的内涵。我们的政治还能不能从文化中提取营养呢？我们的文化还能不能输送营养给政治呢？这是一个要探究的问题。现在我们继续要探究的问题是，从上面的事例我们看出了中国的政治人物对科学技术的漠视和不关心的态度，那么从儒学的角度培养的政治人物他们又关心什么呢？他们的精力又用在了什么地方呢？

我在论人类文化发展一文中曾说到礼的危害性，但那只是就文化而言，在政治上这个礼的危害性那就更加突出，其表现就更为恶劣，中国的中世纪黑暗为什么时间这么长，就是这个礼与它内含的等级制度在其中作怪。中国人把礼的其他内容和等级制度进行了精细的整合，使它们被紧密的结合起来，突现在生活中，使那些津津乐道于此的统治者们生活得更加舒服，这就是礼的最大作用。故尔统治者们是紧紧抓住决不放弃的，并将其发展为制成绳索捆缚民众的思想武器，还构成了皇权专制独裁的基础设施。这几个方面就是礼为统治阶层服务的重要性。

一，    等级制度是神权皇权独裁政权的基础

我们说到等级制度不得不与前面的古人们的建造权力之塔结合起来谈。等级制度的形成是古人们在愚昧时期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探索中形成的，中国的这个过程前面我已说到是在汉武帝时全部完成了。这之后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改变。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纲下，礼就变得尤为重要了。为什么董仲舒要扯上礼这个东西进入五常呢？没有周礼这个落后的东西，只要仁智义信不是更好吗？但是孔子的儒学基础就是克己复礼，我在论人类文化发展一文中曾论述到这个问题，没有克己复礼，就没有孔子的儒学。因为孔子是将周礼，也就是周代的社会制度看成是最美好的最符合时代的社会制度，他的克已复礼为仁便是最好的解释。他的继承者孟子更是惟此为最好，给他的学生们全是灌输的这些东西，反对社会进步，把春秋五霸视为三王之罪人，（三王为夏禹商汤周文王），连齐桓公这个遵王攘夷的仍不能除外。至于敢于灭王的秦始皇，不知孟子知道了还要多么愤怒，其时孟子已死了。为了维护这个等级制度孔子孟子简直是到了痴狂的地步。我在研究到这个问题时，不禁让人产生很大的疑问？孔子孟子不是贵族，也未做过什么大官，为何要这么维护周礼的等级制度呢? 应该说这与他们本人没有丝毫的利益关系, 也不涉及到什么社会关系, 孔子当时并不受到各国首脑和大臣的喜欢。但他为什么要克己复礼呢? 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他的仁又是什么昵?

二, 礼的核心是两个制度

上面我们说到礼其实就是周代的社会制度, 孔子要恢复的是全部的周朝制度吗? 这个问题在孔子的言论中有所暴露, 其说的乱了上下, 是指的等级制度被打乱了, 等级制度在什么地方被打乱了呢? 在商秧的改革中废除了世袭制, 其实这个世袭制在商秧之前就被一些诸候国弄乱了, 在连年的战争中, 为了表彰和鼓励士兵们英勇奋战, 设立了许多候位, 比如秦国就设立了二十二等军功候, 这些侯们要是全部都实行世袭制, 岂不是国家的一大负担。所以对于候位的世袭制, 许多诸候国就不在世袭, 连以前的贵族也不实行了, 于是许多贵族在上辈去世后便成了平民, 这便是孔子所说的乱了上下。因为这些平民不是一般的普通民众, 而是有文化知识的有身份的人, 他们没有了名份, 在社会上怎么混呢? 于是另一个制度便显得紧迫起来, 这是个什么制度呢?

这个制度孔子没有说, 但他的弟子们却道出了真谛, 我们在研究秦世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时发现了这个问题。焚书坑儒的起因就是为的一个制度------分封制。在秦始皇34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这个古制就是奴隶社会的贵族皇室的分封制，每人分一块地方，是谓封地，封地内所有一切归被封的王候所有，连皇帝也难以调动其力量。并且各封地的王候们互相吞并，势力不断强大，直接威胁中央的安全，周王朝的灭亡就是这么形成的。并且这个分封制常常引发战争，春秋战国六百多年之乱，其根源便在于此。所以淳于越一提出这个问题便遭到秦始皇和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对。这中间具体是一个什么过程，史书上未祥细记录，不过我们从秦始皇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措施上看，也能想像得到淳于越在这个问题上与秦始皇的斗争是多么的尖锐和顽强。秦始皇都采取了什么措施呢？一，焚烧（秦纪）以外的列国史纪。二，对不属于博士官私藏的（诗）（书）等文学书藉一律限期上缴烧毁。三，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四，禁止私学，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从以上4条措施来看，是非常严历的处罚，不是淳于越们顽固强力的反抗，我想秦始皇不可能下这么严历的措施来对付他们。就是有这么严历的措施，就在淳于越提出分封制的次年，又爆发了以卢生和候生为首的儒生方士攻击秦始皇的事件。这次有460人之多，比淳于越的力量大多了。这次事件史记中也没有祥细过程，只有几字可据，秦始皇派御史查究，将460多名儒生方士坑死在咸阳。从这条信息中，我们不难想象出当时的具体过程。这起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运动，当时能聚集四百多学生，可能是咸阳所有私学的学生总数了，其中不乏大多数是贵族子弟们。在杀头和灭族的严重处罚下，还是敢于同秦始皇作如此殊死的战斗，可见这批人对孔夫子的复礼的信仰是多么的执着和坚定。是多么的矢志不渝。这是为什么让他们如此热爱分封制呢？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不惜生命而如此坚定执着呢？

我们且看一看孔子的身世，孔子先世是宋国贵族，年少时却贫且贱。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世袭制已废除的原因，孔子由一个贵族沦落到贫且贱的地步，正是这个世袭制被废除的结果。而世袭制和分封制却是周公制定的礼中的一部份。从这个原因出发，孔子心中肯定是愤怒不平的，肯定是对世袭制和分封制有着强烈的怀念。在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话颇耐人寻味；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呼？终不见用。这就是孔子的思想最真实的表露，孔子在鲁国虽做到司寇摄行相事，但其复辟周礼的政治主张却是严重的历史倒退的行为，所以很快便下台了。从这些方面加以研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孔子的复辟周礼，其本质是复辟周朝的两个制度，一个是世袭制，一个是分封制。这是两个己经非常落后的制度，但是孔子却非常执着的将这两个制度强行灌输给他的学生和弟子。以致于他死后两百多年，这两个制度已废出了几百多年后，还是惹出了焚书坑儒的惨痛事件。我们说复礼是儒学的核心，没有复礼便没了儒学，在遭受了秦始皇这么沉重的打击后，儒学还是没有丢掉复辟这两个制度的思想，还是要非常顽固的坚持和继承，又过了三百多年后，董仲舒终于在汉武帝时获得了成功，这两个制度又全部复辟了，汉武帝下的推恩令就是最充分的证明。汉武帝的推恩令只是将大的封地分割成较小的封地而已，是一次普遍的赏赐。但就是这样也难逃封地割据的危机，几十年不到一百年，西汉王朝便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外戚王莽代汉称帝。继尔随即被东汉王朝取代。从汉武帝的推恩令始，中国政局的一个特殊形式，即封建割据，军阀混战便成了每个朝代的痼疾，也就成了每个皇帝的一块心病。这就是儒学中复礼思想的一大危害。

这个复礼的思想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形成的恶果非常严重，就是我在论人类文化的发展一文中所说的，使中国人的命运陷入一个怪圈，那就是从分封制世袭制开始到封建割据土地兼并到最后垄断，又形成农民起义朝代更替，再是暴力复礼，又恢复旧制度形成等级分封世袭各特权。这一个怪圈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其根由就在于此。

三，孔子的仁的实质

我在前面说过儒学中礼和仁是矛盾的，这个矛盾是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必须将孔子的仁的实质弄清楚，才能明白它们的矛盾所在。孔子的仁是什么呢？

儒学在孔子创始，有说是周公创始，但不管怎么说，从孔子算起到董仲舒的最后确立，其间也有四百来年的历史，这四百年间有不少人来继承这个学问，其间还遭受到秦始皇的严历打击，但是它复辟周礼的信念一直未曾动摇过，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怕杀头, 反复进行这种斗争呢? 我们查历史上有许高官如淳于越, 窦婴, 王绾等都为此而丢掉脑袋, 这种精神怕是现代人都难以承继的。这都是些为候为相的家伙, 是什么精神能鼓舞起他们这种不怕死的斗志呢? 这些问题确实很有趣, 下面我们进行分析。

上一章节我们说到礼的实质, 并非是要全部的周朝制度, 而是其中的两种制度, 即分封制和世袭制, 这两个东西是当时等级制的最大特权, 也是反映等级制的最大特征。这是我们在论证孔子的仁时不能忘记的, 孔子要复辟的也是这两个制度, 于是孔子的仁便和这两个制度是有紧密关系的, 儒学的仁在孔子的阶段与礼是没有矛盾的, 他们是互相支撑的, 在这里首先要明白孔子这阶段他所提倡的仁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仁, 完全是两码事。我们现在认为仁就是善, 就是关心民众的疾苦, 体恤民间的劳累等。如果这样理解孔子的仁, 那就完全错误了。孔子的仁其本质就是他要复辟的分封制和世袭制。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有孔子的言语为证的, 他说的克己复礼为仁, 就是最好的解释, 只要恢复了分封制和世袭制, 就是仁的体现了。这也是孔子唯一的对最高统治者一个要求, 我们看周王朝是怎么做的呢? 在周文王统一中国后, 由周公制定了社会制度, 实行了分封制和世袭制, 中国一下成了许多封国, 如齐地封为姜子牙的领地, 便成了后来的齐国。秦国的开国君主是秦襄公, 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 被封为诸侯。这些封国全是些在周朝建立或维护中有功劳的王公大臣, 至于周朝最多时的封国有多少, 因未作祥细统计, 估计有二十多个, 这种论功封赏, 世代享用的特权, 便是孔子所认为的仁政。是最高统治者所应该做的一种感谢, 是对这些有功大臣的报恩行为, 这便是仁的体现。一个最高统治者要做到;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先要立出对己有用的人, 这些人才会让你自己称皇称帝。这便是皇帝与大臣的仁的关系, 如果没有了这个关系, 便失去了做官的意义,